先知在左 先知在右 世界之子在中間

 
讓我們回頭觀察台灣的狀況。
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並不是全無性侵犯出獄後的控管措施。
該法第23條規定加害人「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
一旦出獄或假釋，就必須定期向警察機關報到、登記資料，時間共7年。在這7年間，
只有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目的」，才能將登記的資訊供特定人查閱。
主管機關內政部另外依此制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
綜觀整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建構的性侵犯登記制度，內容大約為：
(1)查閱人的身分：限學校、幼稚園、托兒所、或兒少福利機構；
(2)可以請求查閱的事由：雇用或召募人員時；
(3)具有查閱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主管機關不得只作形式審查而一概同意申請，
而是應實質確認申請人是否具備查閱的必要性、是否出於維護社會安全的目的；
(4)被查閱人的身分：限於向上述單位應徵工作之人；而且必須出獄或假釋後，
7年內「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才有可能查得到登記資料。
此外，查閱辦法第13條規定申請人應提出「應徵者同意申請查閱之同意書」，
也就是申請查閱前要取得應徵者的同意。當然這樣的規定，早已被批評為請鬼開藥單：
真正具有再犯案可能的潛在犯罪者，看到雇主要求簽署同意查閱的申請書，
早就跑得不知去向了！

 
近日以來，因發生多起性侵犯出獄後在外再次犯案而引發的
「白玫瑰運動」及沸騰民怨，使性侵犯出獄後、假釋期間的安全性控管問題，
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議題。不少婦幼團體都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最知名的或許是引入美國「梅根法案」的精神，強化對性侵犯假釋、出獄後的監控；
其他另有化學去勢、擴大刑後強制治療範圍，甚至終身不得假釋的想法。
對此，主管機關內政部在日前提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除了決定修正刑法、使刑後強制治療的範圍可以溯及之外
(當然，這裡可能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主義的爭議)，
其實並未完全採納婦幼團體的建議。也就是說，內政部的立場對於這些
即將假釋或出獄的性侵犯，並不打算效法美國「梅根法案」，
要求必須將性侵犯的個人資料全數、不受限制地公開，
而是透過強制登記制度，有限度供特定人查閱。
這裡，有一些比較法制上的想法，或許可以讓人再深思這個
社會安全與風險控管v.更生人人權保障的重大難題。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每年都會舉辦學生研習營。
今年的學生營隊，晚上用餐後的時間安排為影片欣賞，
影片是知名的《Dead Man Walking飛越死亡線》，Tim Robbins執導，
Sean Penn飾演即將「上路」的待決死囚，Susan Sarandon則是
在美國非常有名的廢死倡議者Helen Prejean海倫修女。

 
前幾個月鬧得沸沸揚揚的「東海之狼」案，真兇在案發後14年終於落網，
也讓外界驚覺多年前被害人指證歷歷、檢察官起訴求處死刑的紀姓被告，
不但不是連續性侵女學生的「東海之狼」，還差點被當成窮兇惡極性侵犯而入監服刑。
觀諸新聞報導的檢警辦案過程，難以原諒的粗糙、疏忽與憊懶，
包括警方搞丟證物、檢察官未確認DNA是否相符就起訴紀姓被告，
自屬毫不意外。但比較讓人訝異的，則是被害人「小惠」也指認紀姓被告就是兇嫌。

 
這篇短文刊登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出版的《司法改革雜誌》第44期，2003/Apr.
看這 出版時間，著實讓人些許驚恐，竟是8年前的文章了。
當時的我，還是個傻不愣登的研究生，不知天高地厚，
利用實習的空檔，抒發一些狂妄而不甚實際的空想。
換句話說，這篇短文不但是「小律師碎碎唸」的最初原型，
更可以說是這些年對台灣司法現況不滿、「不平則鳴」的第一篇。
因此，8年後重讀這些文字，固然為其中的生澀感到些許羞赧，
但當時以那只有極粗淺的實務經驗的眼光，觀察具體刑事案件而生的粗淺感想，
部分卻似乎到了8年後的今天，仍能反映現實刑事偵查程序的違法、脫法狀況。
調查局搜索程序的粗暴、有罪推定的心態、舉證責任的倒置...，
這些年過去了，我們的刑事司法制度似乎只緩緩地向前邁了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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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辯護】依舊願意為你辯護──翁國彥
<青年律師不歸路?> 系列專訪    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實習記者張瑜庭

 
我國已於2009年正式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一般簡稱兩公約)，
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依據施行法第6條規定，政府應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目前在主管機關法務部的策劃下，各機關必須盡速針對主管業務
所涉的人權事項提出檢討及說明，以便在兩公約簽署滿二週年的
2011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佈我國首部的「國家人權報告」。
不過以下真實的法律爭議，或許值得在國家人權報告發佈前夕，
作為適當案例讓我們檢視、探知主事者對人權公約內涵的理解程度，
以及是否真心透過施行國際公約以落實我國的人權環境。

 
隨著警方刑求逼供的減少，近來這幾年冤案的爆發，
似乎改成集中在證人指認瑕疵，而不是違法取得被告自白。
後者如蘇建和等三人案、邱和順案，代表著90年代警方刑求文化的末尾，爭議衍生至今。
進入21世紀後，已較少聽聞刑求，被告法庭上的刑求抗辯也慢慢絕跡。
但前者，在警方目前的指認程序還是瞎搞一通的狀況下，
一旦檢警無法取得客觀物證，被告又不認罪，檢察官的起訴根據，
就很有可能只依靠唯一的證人指認。
此時，一旦指認程序有瑕疵、發生誘導狀況時，就會出現冤案。
今天的這篇社論就提到了2件：這幾天的東海之狼案，
被害人小惠指認紀富仁是兇嫌，現在看來顯然指認錯誤，極有可能是警方誤導指認。
前幾月的台中龍井柯嘉文案，警方先讓證人「單獨」看觀看被告犯另案的video，
再「單一」指認被告，整個就是故意誤導、為證人塑造先入為主的印象。
難怪最後抓到真兇，證明警方惡搞擺烏龍，但被告已經被判了4次無期徒刑。

10月間，C又被延長羈押。
我們與公設辯護人合作，好不容易取得C授權提起抗告，
居然真的獲得最高法院支持，撤銷原延押裁定，命高雄高分院重為決定。
而法院也在收到最高法院裁定的當天下午，就排定時間召開延押庭。
我只得急如星火地搭上高鐵，直奔高雄。
一如以往，受到精神疾病影響的C，開場先送給大夥半小時左右的個人意見陳述。
好不容易換到辯護人說明意見，我簡單說明依據最高法院發回的意旨，
法院應該重新查明有沒有可能以責付取代羈押、有沒有讓C強制就醫的方式，
而不是繼續延長羈押。

最近因為一些機緣巧合，意外接下一份公部門內「審議委員」的工作。
一開始只有簡單問過老闆的意見，沒經過太多思考，結果允諾之後，
現在才逐漸發現這份工作內容之艱難，對當事人權益影響之巨大。
當年大學剛畢業時，只是個傻呼呼的研究生，
隨波逐流地參加國考，機械式地自動先後報名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
後來重考時，選擇只報名律師考試，倒不是真的自以為律師多高尚，
或發自內心地打算承繼家業；大部份的決定因素，只是因為律師考試
早一個月舉行，彼時已極端厭惡國考制度的我，滿腦子只想早些脫離苦海。
換句話說，如果那一年考試院選擇先舉辦司法官考試，我恐怕不會是現在的我了。
如此看來，眼下這段律師生涯，竟是多麼射倖，多麼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