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在左 先知在右 世界之子在中間

   
法官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蓄意加深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或仇視。
被告M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症，數年前曾因妄想、幻覺而殺人。
因精神鑑定顯示犯案時已達到「精神耗弱」的程度，
法院予以減刑，M出獄後又回到家中與父母同住。
因父親中風、臥病在床，母親靠著撿拾廢棄物作資源回收維生，
M又長年精神狀況不穩，根本找不到工作，
一家三口就這麼窩在破爛的鐵皮屋裡生活。

 
這篇舊作，大約完成於四年多前。
當時新聞鬧得沸沸傷傷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景文掏空校產弊案，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等人獲判無罪定讞，居然是因為最高法院認定高等法院檢察署
「上訴逾期」，維持原二審無罪判決。也就是說，檢察官原本有機會透過上訴，
讓案件回到二審重新審判、嘗試爭取有罪的判決，卻只因為非常形式、技術性的上訴逾期，
讓大好機會從手中流走。這樣致命的錯誤，自然是引起媒體一片撻伐。

 
我國已於2009年正式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一般簡稱兩公約)，
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依據施行法第6條規定，政府應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目前在主管機關法務部的策劃下，各機關必須盡速針對主管業務
所涉的人權事項提出檢討及說明，以便在兩公約簽署滿二週年的
2011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佈我國首部的「國家人權報告」。
不過以下真實的法律爭議，或許值得在國家人權報告發佈前夕，
作為適當案例讓我們檢視、探知主事者對人權公約內涵的理解程度，
以及是否真心透過施行國際公約以落實我國的人權環境。

 
隨著警方刑求逼供的減少，近來這幾年冤案的爆發，
似乎改成集中在證人指認瑕疵，而不是違法取得被告自白。
後者如蘇建和等三人案、邱和順案，代表著90年代警方刑求文化的末尾，爭議衍生至今。
進入21世紀後，已較少聽聞刑求，被告法庭上的刑求抗辯也慢慢絕跡。
但前者，在警方目前的指認程序還是瞎搞一通的狀況下，
一旦檢警無法取得客觀物證，被告又不認罪，檢察官的起訴根據，
就很有可能只依靠唯一的證人指認。
此時，一旦指認程序有瑕疵、發生誘導狀況時，就會出現冤案。
今天的這篇社論就提到了2件：這幾天的東海之狼案，
被害人小惠指認紀富仁是兇嫌，現在看來顯然指認錯誤，極有可能是警方誤導指認。
前幾月的台中龍井柯嘉文案，警方先讓證人「單獨」看觀看被告犯另案的video，
再「單一」指認被告，整個就是故意誤導、為證人塑造先入為主的印象。
難怪最後抓到真兇，證明警方惡搞擺烏龍，但被告已經被判了4次無期徒刑。

10月間，C又被延長羈押。
我們與公設辯護人合作，好不容易取得C授權提起抗告，
居然真的獲得最高法院支持，撤銷原延押裁定，命高雄高分院重為決定。
而法院也在收到最高法院裁定的當天下午，就排定時間召開延押庭。
我只得急如星火地搭上高鐵，直奔高雄。
一如以往，受到精神疾病影響的C，開場先送給大夥半小時左右的個人意見陳述。
好不容易換到辯護人說明意見，我簡單說明依據最高法院發回的意旨，
法院應該重新查明有沒有可能以責付取代羈押、有沒有讓C強制就醫的方式，
而不是繼續延長羈押。

最近燒得火熱的不適任法官問題，可以明顯地看出指向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分別是法官的獨立性(審判是否受到不當干預，例如收賄或關說)，
以及法官在審判職務上的表現。對於後者，國內的司法改革運動一向著墨甚多，
又大略可以分為法官的開庭態度、裁判品質等兩個面向。
對於後者，除了利用旁聽機會了解法官的訴訟指揮方式是否有瑕疵，
另一個可供公開檢驗的對象，就是已經放上網路、可以對外接受檢驗的判決文字內容。

高律師提到的這個案例，真實地發生在我們所承辦案件的當事人身上。
十分簡單的案情，老太太已經往生一年多了，依舊無法判決確定。
每次開完庭，我們總是十分掙扎地與當事人聯繫，聽著老太太的兒子在電話中埋怨，
無法理解為何一定要強迫他們談和解，我們則是一再地無言以對。
對他們而言，這筆賠償金是母親的鮮血與生命或換來，他們一毛都不想拿；
他們只希望這位年輕人勇敢悔過、入監服刑，付出犯錯所應負的代價，就這樣。
看似被害人家屬再簡單不過的訴求，在台灣的法庭裡，
卻是寸步難行，彷彿永遠無法獲得法官認同。
原本，高等法院已在今年5月定期宣判，卻突然又宣示再開辯論。
當天到了法庭，法官還是想勸雙方再談談看和解。
面對撞死一位健康開朗老太太的年輕人，面對他只是不停在法庭裡掉淚，
卻不願意拿自己的下半生贖罪，法官終究還是心軟，終究還是判不下徒刑。
原來，法官面對社會輿論所謂「人神共憤」的謀殺重罪，
總是可以不問被害人家屬的意見、憑著社會公憤就判處極刑，
何以在一般的車禍事件中，家屬態度就變得如此舉足輕重、必須被迫接受法官「盧」上個好幾遍？
只因為這是刑度較輕的過失致死案件嗎？若真是這樣，
在我國司法程序中，被害人的生命權難道也有輕重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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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被害人保護， 打破惡性循環！（高涌誠律師）
報載法務部終於考慮修訂被害人保護法，
規定法官如不傳喚命案死者的家屬到庭，需在判決中載明理由。
訴訟程序對被害人或家屬不友善，是個老問題，
筆者的事務所就曾接過一個車禍案件，被害人是七十多歲的老婦，送醫不治。
年輕的被告認罪，但堅稱沒有超速，而且只願賠償50萬元。

先談一個參加研討會時聽到的「趣聞」。
幾個月前，在一場關於司法改革議題的研討會中，
一位應邀出席的退休法官，談到他在退休前夕所承審的最後一個案件。
或許是即將離開作了十幾年的法官工作，一時心有所感，
認為應該以司法裁判留給後人一些值得學習的legacy，
於是他幾經思索，決定選擇了一條鮮少有人走過的路徑，
完成一份他認為亟具突破性、指標意義的判決書，
讓一般人認為必敗無疑的某一方當事人勝訴。
由於是高等法院審級，依法判決結果及理由還要獲得合議庭
另外2位法官的支持，但他仍決定將判決提交合議庭討論。
評議時，陪席法官默不作聲，自然是尊重受命法官的判決理由；
資深的審判長眼見多年同事即將退休離職，或許更是滿心感慨，
望著他的判決理由，也不曉得究竟是認同還是不認同，只幽幽地說：
「反正你都要離開了，今天又剛好是你生日…好啦好啦，
就照著你的看法作判決吧~~。」(簽名)

出國之前的我，從前輩口中耳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天地雙煞」的故事。
不久後又十分「好運」地，手中一件案件剛好分案由其中一煞審理，
於是還是菜鳥的我，就有了天地雙煞的初體驗。
不論開庭態度、判決論述方式，都算是讓青澀的我大開眼界

 
H是一位在南部郊區鐵工廠工作的作業員，幾年前某一次操作機器時，
不慎誤觸高壓電，右手臂神經受損因而無法舉起重物，構成工作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