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在左 先知在右 世界之子在中間

法官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蓄意加深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或仇視。

被告M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症，數年前曾因妄想、幻覺而殺人。
因精神鑑定顯示犯案時已達到「精神耗弱」的程度，
法院予以減刑，M出獄後又回到家中與父母同住。
因父親中風、臥病在床，母親靠著撿拾廢棄物作資源回收維生，
M又長年精神狀況不穩，根本找不到工作，
一家三口就這麼窩在破爛的鐵皮屋裡生活。

但出獄後一年多，M再次因精神狀態不穩而殺害一名被害人。
這回事情就沒這麼簡單了；檢察官起訴後，直接向法院請求判處死刑。

被告也不否認人是他殺的。
身為辯護人，我們只能從鑑定M犯案時的精神狀態，
以及與法院討論量刑結果的角度切入。
於是，作為監獄與醫院以外的主要照顧者，
M的母親被法院傳喚到庭作證，
向法官說明被告的身心、生活與成長狀況。

經過來自律師、檢察官的冗長詢問，時間接近中午，
終於輪到承審法官親自詢問M的母親。
不意外，法官也將重點鎖定在M犯案前後幾天的行為舉止及精神狀態。
最後幾個問題，似乎有意無意地碰觸到法院最後應該如何量刑的爭議。

法官：「M上次殺人後，你們家賠了被害人家屬多少錢？」

M母：「好像二百多萬吧…」

「被告知道是妳籌錢出來賠的嗎？」

「ㄜ，我有跟他說…」

「那這次又殺了人，你們有跟被害人家屬談過和解嗎？」

這個問題，顯然觸及這些日子以來，每日每夜糾纏在M媽媽心口的痛。
就像過去與我們律師面談時的狀況，她的情緒開始波動，
講話語調顫抖了起來，淚水蓄積在眼角。

「ㄚ我…，我們家根本沒錢了，剩下的賣一賣，只能籌到一百多萬。
但是家屬跟我要三百多萬…，我拿不出來，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這次被告犯案，妳打算用這一百多萬的錢，賠償被害人家屬就好？」

「我…。」M的媽媽情緒已經要潰堤了，我正在擔心她有沒有辦法說下去時…。

「我只希望不要判M死刑，可以判他無期徒刑啦…，
這件事我也有不對，我忙著照顧我老公，沒時間注意M有沒有吃藥。
今天發生這個狀況，我也有錯啦，都是我的不對啦…」

M的媽媽淚水掉個不停，哽咽到我們快要聽不清楚她的話語。
坐在我身旁的M突然站起來，噗通往地上一跪：
「媽媽，我對不起妳！！」

站在M身旁的法警顯然嚇了一跳，頓時手足無措。
原本低頭垂淚，M的媽媽也雙腳一軟，
從證人席的椅子緩緩滑下，哭倒桌邊，放聲痛哭。

一時間，法庭內有兩個人同時跪在地上。
坐在旁聽席的被害人家屬表情木然，
法官則似乎心有所感，開始闡述她的正義觀點。
M出院後又再犯，危險性如此的高，法院應該要關他一輩子嗎？
明知道自己精神狀況不穩，卻不按時吃藥，然後殺了人怎麼又推給精神病？
今天讓做媽媽的在法庭裡這麼痛苦，到底是誰造成的？？？？

這真的是這幾年來，我在法庭內見過最像連續劇的灑狗血情節。

但這麼一齣戲，是特別演來幫被告求情的嗎？
坐在辯護人的位置，我反而強烈感受到法官故意挑起
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與仇視，刻意讓整件悲劇看起來
像是媽媽縱容M失控殺人之後，又打算花錢消災。

然而，刑事庭的法官職司審判，
在法庭內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應該是有限制的。

現代的刑事法庭，法官的職責或許已超越單純地判斷
檢察官起訴有無理由，被告犯行是否成立，
而是逐漸擴及到協調被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曉諭被告知錯能改。
在法庭內積極活動的法官，應該是受到鼓勵的，
畢竟這絕對比開庭時默不吭聲、最後再突襲判決的陰險型法官，
或是比慵懶怠惰、胡亂責罵、情緒動輒失控的昏庸型法官，要好上千萬倍。
而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法官，她不甘於只是調查犯罪事實而已，
而是願意積極公開心證(或者她心中的「正義觀點」)，
似乎也值得肯定。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她何需刻意詢問M的媽媽：
「這次被告犯案，妳還是打算用金錢賠償被害人家屬就好？」

法官傳喚被害人家屬到庭表示意見，合情合理又合法，我沒意見。
法官當庭喬和解，更是司空見慣，一樣OK。
但是，法官何需特別去探知、去了解、甚至去揣測被告的媽媽「只想」花錢消災？
妳可知道M的媽媽其實也認為M罪愆深重，三輩子也還不完，
本來就該去坐牢，本來就該一輩子關起來與外界隔離？
如果妳不知道，何必預設立場來發問，仿若挖個大洞，
M的媽媽還沒跳進去，坐在旁聽席的被害人家屬已經聽得滿腔怒火，
認為M一家人只懂得犯錯後花錢消災？

今天悲劇發生了，往者已矣，生者若有能力，只能收拾殘局。
被害人家屬固然痛苦無盡，或許M自己殺人也該償命，
但被告的母親又如何能完全承擔兒子的罪孽？
在我看來，M的媽媽心中那千斤重的道德責難，
現在已日日夜夜啃噬著她的心靈，未來也將是她一世人的負擔與折磨。
但法官今天詢問了一個充滿假設、誘導、還帶有強烈道德責備意涵的問題，
挖洞給被告母親跳下去也就算了，觸動最讓她老人家不知所措的心靈折磨也一樣算了，
但這個問題根本是故意加深被害人家屬對被告的不滿情緒。

也許法官自己脫口說出這個問題時，並沒有太多的感覺。
但說穿了，這是透過在法庭內對被告與他一家人進行妖魔化，
以挑起被告與被害人家屬間的對立與仇視。
我認為，身為一位刑事庭法官，這是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

但她做了。

當我們的政府倡言「修復式正義」的司法，
法官卻在被告與被害人家屬同時在場的法庭內，
有意無意地塑造讓被告看來更似冷血無情的人魔，
再拼命往家屬胸口那熾烈的怒火上添加薪柴。
如果我們都認同國家對被告施加刑罰制裁，
永遠無法徹底撫慰被害人家屬心中的怨恨與傷痕，
此時法官何必去當那個火上加油、傷口上灑鹽的角色呢？
難道在台灣的司法文化脈絡之下，我們終究無法期待「修復式正義」的實現？
終究只會見到怨恨越修越深、傷口越來越痛？

所以，當今天見到法庭內有兩個人同時跪在地上，
一人磕頭、一人痛哭時，我卻只想逃離。

這，不是一個為了「人」而設計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