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舊作，大約完成於四年多前。
當時新聞鬧得沸沸傷傷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景文掏空校產弊案，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等人獲判無罪定讞，居然是因為最高法院認定高等法院檢察署
「上訴逾期」，維持原二審無罪判決。也就是說，檢察官原本有機會透過上訴，
讓案件回到二審重新審判、嘗試爭取有罪的判決，卻只因為非常形式、技術性的上訴逾期，
讓大好機會從手中流走。這樣致命的錯誤，自然是引起媒體一片撻伐。
不幸的是，檢察官「習慣性」逾期簽收判決、再「習慣性」逾期提出上訴，
曾經是普遍存在於每一個地檢署辦公事的陋習。
當最高法院開始透過判決糾正此等惡習時，某些檢察官還是不信邪，
一再挑戰刑事訴訟法明訂的10日上訴期間明文規定，嚴重破壞武器平等原則。
除了景文掏空案，文章中提到的聯勤弊案，檢察官被抓到二審法院上訴逾期後，
居然「見笑轉受氣」，回頭控告一審法院的書記官，
指控她偽造交給檢察官簽收判決書的回執日期，涉及偽造文書。
(此事目前還google得到，大概是檢察官上訴逾期案例中最誇張的一件。)
最近的知名案例，還有法官許聰元收賄案，
也因此莫名無罪定讞，監察院進而提案糾正法務部。
這四年來，檢察官逾期簽收判決與上訴的狀況，固然已經少了許多。
法務部也希望透過修正檢察署內規，讓檢察官與被告立於平等的上訴期間基礎上。
至於下面景文案逾期上訴的檢察官是何人，就姑隱其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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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騰一時的景文掏空校產弊案，最高法院日前以檢察官
上訴逾期為理由，判決前教育部長楊朝祥等人無罪定讞。
當年負責上訴的L檢察官向媒體表示，檢察官不應被當成「次等公民」，
刑事案件上訴期限應以檢察官簽收日期為準，而不是法警將判決書
送到檢察官辦公桌上，因而不排除以非常上訴或釋憲尋求補救。
對此，筆者有一些不同意見。
首先，不論檢察官或刑事被告，若對下級法院的判決理由不服，
法律規定必須在「送達判決」後的10天內提起上訴。
之所以只有短短的10天，意義在於刑事案件大多涉及公共利益，
被告的生活、名譽也容易因訴訟進行而大受影響，必須盡可能在短期間內
獲得明確的裁判，不容許當事人為了考慮是否上訴而猶疑不決。
由這樣的觀點來看「送達判決」的定義，在一般刑事被告方面，
自然是收到法院透過郵局掛號寄送的判決書；
在檢察官方面，因為國內地檢署通常與法院配置在同一棟辦公廳舍中，
法院一般會委由法警將判決書送至檢察官的辦公室。
不過，極度不合理、不平等的現象也因而衍生。
郵差將判決書送到家門口，被告幾乎沒有拒絕簽收的可能性，
就已開始計算10天的上訴期間，必須馬上排除一切外務，
對著熱騰騰的判決書苦思上訴理由。
但法警將判決書擺在檢察官辦公桌上，檢察官卻可以視而不見，
等到「適當」時間再簽收判決書，進而計算10天的上訴期間。
於是，過去長期存在於檢察體系的陋習之一，就是檢察官明明已拿到判決書，
卻仍以公務繁忙等各種理由，表示還沒簽收、尚未提起上訴。
被告究竟能不能脫離官司纏身的夢魘，也就全繫之於檢察官一己之恣意。
此一現象的終極表現，是被告會在法院判決無罪許久之後，
才驚訝地發現檢察官竟然才剛提起上訴，原本以為終於回復平靜的生活，
也在一夕之間化為幻影。數年前曾引發議論的聯勤總部發包民間工程弊案，
士林地方法院在92年9月間判決其中7名被告無罪，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卻直到94年4月才提起上訴，距離一審法院
宣判已超過一年半，檢察官的上訴也因此遭台灣高等法院認定逾期而駁回。
若排開這兩件檢察官上訴逾期的案例不看，其實最高法院近年已陸續透過裁判，
糾正檢察官收到判決書後卻故意不完成送達程序的陋習，
告誡檢察官不得濫用權利、逾期提起上訴，
以避免案件懸而未決、被告的程序利益遭受嚴重侵害。
我們相信，所有投注心力在犯罪追訴的基層檢察官，
對於10天的法定上訴期間、最高法院逐漸從嚴認定的判決傾向，
應該斷無不知之理。
若回到這次的景文掏空弊案，L檢察官為此撰寫了一百多頁的上訴理由書，
卻被法院認定上訴逾期，失望之情可以理解；
對於有檢察官願意耗費心力撰寫充分而細緻的上訴理由，
站在國家積極追訴犯罪的立場，我們更應表示肯定。
然而換個角度思考，最高法院認定劉檢察官遲延了至少6天才簽收判決書，
對比同時也在10天內準備上訴的被告，檢察官等於多了6天可以撰寫上訴理由書。
殘酷而難堪的結果是，多達百頁的上訴理由書，
或許可以達到劉檢察官所說的「精準上訴」、「避免誤判」，
實際上卻是建立在傾斜而不平等的天秤上：檢察官在這場訴訟攻防戰爭中，
憑著可以暫時不簽收判決書的優勢，而有餘裕詳細研讀判決、
提出鉅細靡遺的上訴理由書；不識法律的被告屈居弱勢，
永遠只能在10天內慌亂地尋求協助、甚至病急亂投醫，
刑事訴訟當事人間武器不平等的現象，也因而再次獲得鞏固。
於是，被當成「次等公民」的，似乎不是心力化為烏有的檢察官，
而是訴訟上平等地位始終未獲得尊重的被告。
更深層地思考，最高法院認定檢察官違反10天的上訴期間規定，
表面上似乎是責備檢察官「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
實際上則是再次提醒檢察官，必須認真而嚴肅地面對訴訟程序中的公訴義務。
簡單地說，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負有義務提出各種積極證據
證明被告的犯罪事實，說服中立的法院作出有罪判決，
以保障被害的民眾法益與公共利益。無奈的是，
我們還是常見到部分檢察官憊懶地不確實執行公訴義務，
對於法官要求說明被告的犯罪事實，永遠只是像語音答錄機般地回答
「如起訴書所載，請依法判決」；對於最基本的限期上訴義務，
竟會只為了變相爭取研究案情的機會，而怠於簽收法院送來的判決書，
無視於被告因案件延宕而輾轉反側、奔波於法院與工作之間。
我們好奇地想知道，如果今天被告也可以憑自己的心情好壞，
再決定要不要簽收法院寄來的判決書，不曉得檢察官能否同意？
如果不能，就請檢察官正視法律課予的公訴義務，
確實遵守在期限內提起上訴的明文規定。
這次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逾期上訴的裁判，無疑是再次賞了檢察體系一巴掌。
檢察官承載著社會大眾對於追訴犯罪的高度期望，
卻因為跟不上最高法院糾正行政陋習的腳步，導致重大犯罪無法追訴，
難以挽回的損失卻是要由民眾自行吸收負擔。
如果檢察體系將會對此有適度回應，社會大眾需要的，
或許不只是針對定讞的三審判決亡羊補牢，而是檢察官應對公訴義務多一份內省，
體認自身代表國家保護人民權利的存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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