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在左 先知在右 世界之子在中間

法官在法庭內最不應該做的事，
就是蓄意加深被告與被害人之間的對立，或仇視。

被告M長期罹患精神分裂症，數年前曾因妄想、幻覺而殺人。
因精神鑑定顯示犯案時已達到「精神耗弱」的程度，
法院予以減刑，M出獄後又回到家中與父母同住。
因父親中風、臥病在床，母親靠著撿拾廢棄物作資源回收維生，
M又長年精神狀況不穩，根本找不到工作，
一家三口就這麼窩在破爛的鐵皮屋裡生活。

但出獄後一年多，M再次因精神狀態不穩而殺害一名被害人。

這篇舊作，大約完成於四年多前。
當時新聞鬧得沸沸傷傷的，是曾經轟動一時的景文掏空校產弊案，
前教育部長楊朝祥等人獲判無罪定讞，居然是因為最高法院認定高等法院檢察署
「上訴逾期」，維持原二審無罪判決。也就是說，檢察官原本有機會透過上訴，
讓案件回到二審重新審判、嘗試爭取有罪的判決，卻只因為非常形式、技術性的上訴逾期，
讓大好機會從手中流走。這樣致命的錯誤，自然是引起媒體一片撻伐。

不幸的是，檢察官「習慣性」逾期簽收判決、再「習慣性」逾期提出上訴，
曾經是普遍存在於每一個地檢署辦公事的陋習。
當最高法院開始透過判決糾正此等惡習時，某些檢察官還是不信邪，

我國已於2009年正式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一般簡稱兩公約)，
並制定兩公約施行法。依據施行法第6條規定，政府應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目前在主管機關法務部的策劃下，各機關必須盡速針對主管業務
所涉的人權事項提出檢討及說明，以便在兩公約簽署滿二週年的
2011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佈我國首部的「國家人權報告」。
不過以下真實的法律爭議，或許值得在國家人權報告發佈前夕，
作為適當案例讓我們檢視、探知主事者對人權公約內涵的理解程度，
以及是否真心透過施行國際公約以落實我國的人權環境。

 

隨著警方刑求逼供的減少，近來這幾年冤案的爆發，
似乎改成集中在證人指認瑕疵，而不是違法取得被告自白。
後者如蘇建和等三人案、邱和順案，代表著90年代警方刑求文化的末尾，爭議衍生至今。
進入21世紀後，已較少聽聞刑求，被告法庭上的刑求抗辯也慢慢絕跡。
但前者，在警方目前的指認程序還是瞎搞一通的狀況下，
一旦檢警無法取得客觀物證，被告又不認罪，檢察官的起訴根據，
就很有可能只依靠唯一的證人指認。
此時，一旦指認程序有瑕疵、發生誘導狀況時，就會出現冤案。

10月間，C又被延長羈押。
我們與公設辯護人合作，好不容易取得C授權提起抗告，
居然真的獲得最高法院支持，撤銷原延押裁定，命高雄高分院重為決定。
而法院也在收到最高法院裁定的當天下午，就排定時間召開延押庭。
我只得急如星火地搭上高鐵，直奔高雄。


一如以往，受到精神疾病影響的C，開場先送給大夥半小時左右的個人意見陳述。

最近燒得火熱的不適任法官問題，可以明顯地看出指向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分別是法官的獨立性(審判是否受到不當干預，例如收賄或關說)，
以及法官在審判職務上的表現。對於後者，國內的司法改革運動一向著墨甚多，
又大略可以分為法官的開庭態度、裁判品質等兩個面向。
對於後者，除了利用旁聽機會了解法官的訴訟指揮方式是否有瑕疵，
另一個可供公開檢驗的對象，就是已經放上網路、可以對外接受檢驗的判決文字內容。

對於判決內容，檢驗的方式本來有很多種。
最素樸的方法，可能是將特定法官每年作出的上百份判決，拿著放大鏡逐一檢視，
確認有無明顯偏袒特定當事人，或適用法律或調查事實上的重大疏失。

高律師提到的這個案例，真實地發生在我們所承辦案件的當事人身上。
十分簡單的案情，老太太已經往生一年多了，依舊無法判決確定。
每次開完庭，我們總是十分掙扎地與當事人聯繫，聽著老太太的兒子在電話中埋怨，
無法理解為何一定要強迫他們談和解，我們則是一再地無言以對。

對他們而言，這筆賠償金是母親的鮮血與生命或換來，他們一毛都不想拿；
他們只希望這位年輕人勇敢悔過、入監服刑，付出犯錯所應負的代價，就這樣。
看似被害人家屬再簡單不過的訴求，在台灣的法庭裡，
卻是寸步難行，彷彿永遠無法獲得法官認同。

先談一個參加研討會時聽到的「趣聞」。
幾個月前，在一場關於司法改革議題的研討會中，
一位應邀出席的退休法官，談到他在退休前夕所承審的最後一個案件。
或許是即將離開作了十幾年的法官工作，一時心有所感，
認為應該以司法裁判留給後人一些值得學習的legacy，
於是他幾經思索，決定選擇了一條鮮少有人走過的路徑，
完成一份他認為亟具突破性、指標意義的判決書，
讓一般人認為必敗無疑的某一方當事人勝訴。
由於是高等法院審級，依法判決結果及理由還要獲得合議庭

出國之前的我，從前輩口中耳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天地雙煞」的故事。
不久後又十分「好運」地，手中一件案件剛好分案由其中一煞審理，
於是還是菜鳥的我，就有了天地雙煞的初體驗。
不論開庭態度、判決論述方式，都算是讓青澀的我大開眼界

幾年過去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來來去去，
但雙煞依舊不動如山，穩坐審判席。
去年中，老闆丟給我一件遺產稅案件，由於稅額標的高達上億元，
當事人相當重視，老闆與我也用心地拼出十餘頁的起訴狀。
不料，幾個月後收到法院寄來的開庭通知，右上角的股別居然大喇喇地印著：「地」。

H是一位在南部郊區鐵工廠工作的作業員，幾年前某一次操作機器時，

不慎誤觸高壓電，右手臂神經受損因而無法舉起重物，構成工作傷害。

H依法向勞保局申請勞工保險給付，原本核准發給33萬元，

但經過雇主向勞保局提出異議重新審理後，突然改為只發給6萬元，

勞保局還進而發函要求H限期吐出已領的27萬元給付。

H當然嚥不下這口氣，也提出異議，無奈接連敗訴，最後走上行政訴訟。

H家中經濟狀況不佳，法律扶助基金會便將他的案件轉到同事L手中。

甲任職某航空公司，為資深座艙長，
於民國(下同)98年1月5日進入乙農會大樓搭乘丙公司廠牌電梯時，
突因鋼纜斷裂導致電梯墜落至地下室機坑，致甲脊椎摔傷，
經送醫急救仍半身癱瘓，無法再任原職務。
經查系爭電梯於90年1月1日出廠安裝於該農會，
自啟用日起至事故發生日均由丁公司作全責定期保養維修。
試問：甲向丙、丁依民法之規定請求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依據？請詳述理由。
又甲認為乙農會對其損害亦應與丙、丁連帶負賠償之責，
依民法之規定，甲對乙農會之主張有無依據？請詳述理由。

我必須承認，這個案子對我的影響頗深。
不論是花費大量時間、心血研究案情與完全不熟悉的電梯知識，
或是深深了解到律師唯有在以自己的法律專業協助扶助弱勢群眾時，
才能體會法律或正義的實質內涵、律師在司法體系中的存在意義。

2006年3月，我負責撰寫起訴狀，卻在一審判決前夕離職出國讀書；
2008年5月，在某個寂靜的春夜，在千里之外的英國學校宿舍中，
由網路上讀到一審判決，驚悚而不安地冒出一身冷汗；
2009年2月，我在二審結束前夕踏上台灣土地、回到元貞，

曾經去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人，應該或多或少聽聞過這對名人的事蹟。
我相信，在現有的司法體制下，他們的地位絕對是難以撼動的。
在不遠的未來，他們應該還會繼續固守在他們的法官席位上，
以某種帶有強烈諷刺意味的方式，延續台灣的司法奇蹟。
-------------------------------------------------

以前在工作時，面對繁雜錯亂的案情，有時會把自己假設成當事人。
若我是當事人，我會希望律師如何為我處理案件？
若我是當事人，我會希望法官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我的官司？
若我是當事人，我會滿意最終的判決結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