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老師這幾年的審判過程中，發生許多離奇古怪的故事。
每一則故事，似乎都一再提醒著我們：
台灣的刑事司法審判制度，好像從未認真準備好
面對案件中的被告具有精神障礙的狀況；
於是問題來了，法院不是選擇視而不見，就是擺爛、讓被告自生自滅。
法官不開庭、完全不管無視於被告的精神狀態也可以判決有罪，C遇上了；
法官無力處理羈押中被告因嚴重精神疾病而需要強制住院的問題，C也遇上了。
以下我要說的故事，也是類似的情境。
就像先前一再提到的，C老師的精神分裂症不但達到嚴重病人的程度，
他還完全欠缺病識感，堅持認為自己心智正常、完全未患病。
在偏執心態的加成之下，C最在意的事之一，就是有人說他罹患精神疾病。
就算是C的老母親，如果當面交待他應該要吃精神病用藥，
C也會對著老母怒吼、責備說她是國安局派來監視他的人。
如果是律師在法庭上主張C病情嚴重應該交保…，
換來的就是我曾在法庭上被C用五字經幹譙，外加飛過來的保特瓶。
想當然爾，有一段時間C與他的律師們關係極度惡劣，
C要嘛就在法庭上用下流、無恥、訟棍等字眼形容他的辯護人，
要嘛就是完全不甩律師的訴訟行動或策略，甚至故意背道而馳。
不過身為辯護人，必須維護當事人利益的工作，還是要(忍辱)繼續做的。
C一再被法院延長羈押，精神病症又未見好轉，
我們自然不斷向法官表示C已符合羈押法第22條
「現罹重病、在看守所內不能為適當之治療」的要件，應該讓他保外就醫。
而台灣的法官顢頇昏庸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審理C的法官明知
已有大型醫院出具精神鑑定報告認定C應盡速就醫治療，
仍舊選擇每兩個月繼續延長羈押，不願讓他有強制住院治療的可能。
到了99年下半年，老闆與我實在看不下去，
決定針對法院的延長羈押裁定，提出抗告。
但問題卻從這裡開始複雜化。
我們交待C的母親帶著抗告狀、委任狀去看守所找C，請他簽名，
方便我們幫他提出抗告(C既然這麼討厭他的律師，當然不肯接見我們)。
沒想到C的媽媽苦著臉回來找我們，說C老師雖然也很不服氣，
希望可以交保，但他打死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疾病。
換句話說，士可殺、不可辱，老子雖然想離開看守所，
但你們律師要是想給我安個「精神病人」的大帽子，老子寧可繼續被押，
才不要你們幫忙提出抗告的賞賜咧。不食嗟來食！！
這下可好了。
抗告狀都已寫好，抗告日期又只有5天。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老闆只好交待我們先在抗告狀上蓋律師章，趕快送往最高法院。
不久，最高法院的裁定就下來了，案號是99年度台抗字第799號。
大意是說：
「刑事訴訟法第403條規定，不服法院的裁定，得提起抗告之人，
限於『當事人』與『受裁定之證人、鑑定人、通譯及其他非當事人』。
刑事訴訟法第419條雖然規定關於抗告的程序，準用同法關於上訴程序的規定，
而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又規定『辯護人得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訴』。
不過關於『抗告權人』的範圍，第403條已經有上述的明確規定，
自然不能準用第346條。也就是說，辯護人固然可以為被告的利益提起上訴，
但是不可以為被告的利益提起抗告。因此我們幫C老師不服延長羈押而提起的抗告，
法律上欠缺依據，不應准許，抗告駁回。」
這真是一則有趣的裁定。
刑事訴訟法第345、346條容許當事人被判決有罪後，
法定代理人、配偶或原審辯護人可以幫被告提起上訴。
不管此二條文的立法目的為何，至少都承認如果被告
並沒有積極反對、表示放棄上訴，家屬與律師是可以代替被告上訴的。
循著同樣的邏輯，當事人被法院裁定羈押或延長羈押，
剝奪的是被告的人身自由，侵害程度並不亞於被法院判決有罪，
論理上此時家屬與律師應該也可代替被告提出抗告。
此時，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直接限定有權提起抗告之人，
限於當事人本人以及其他直接受裁定之人，而不包含家屬及律師。
單從文字上解讀演繹，立法者似乎有意排除家屬及律師，
認為被告被羈押時，這兩種人不能幫被告抗告。然而，
立法者制定法律之時，或許無法設想到實務上會發生各種五花八門的情境；
此時，本來就需要依賴跟隨在後的法院，視個案狀態決定如何適用法律。
能夠貼近個案中呈現的生活事實，有彈性地適時擴張、縮減法律適用範圍，
才算是能夠跳脫僵硬「法匠」思維邏輯的實務工作者。
C老師的案件，呈現的就是立法者在制定刑事訴訟法第403條時，
所沒有設想到的意外狀況。如果被告因為精神障礙緣故，
對家屬或辯護人懷有敵意，拒絕接受協助時，
人在看守所內的被告無法直接獲得專業法律辯護，
但家屬仍然可以透過第346條的規定，在被告被判決有罪時，
直接找辯護人準備提起上訴，不用再顧慮被告的想法或意見。
但最高法院認為在不服羈押裁定提起抗告的狀況下，
家屬與辯護人卻不能幫C提起抗告，形同讓C在羈押抗告這件事上，
無從獲得家屬幫忙委託律師、撰寫專業的抗告理由、提供基本的法律協助。
偏偏此時的C，罹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才是最需要保外就醫、
需要幫忙提起抗告之人，法院最應彈性擴張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的適用範圍。
因此，C遇到了一群架空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精神的最高法院法官，
讓與外界經常處於緊張關係的精障者，失去家屬、律師幫忙抗告的機會。
固然此一問題，可以透過修正第403條、使其準用第345、346條的方式來解決；
但在修法之前，不是最需要法院跳脫法匠式的思維，在個案中提供解套的方案嗎？
對羈押裁定不服而提起抗告，目的是為維護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與健康權利，
毫無疑問有利於被告，實在沒有限制抗告人身分的必要。
但最高法院卻輕易地將自己的目光侷限在法條文字上，
未從立法精神、被告權利、C老師的精神狀態特性上著眼。
此一邏輯不改變，C將永遠無法透過律師、從精神疾病亟待治療一事上切入，
爭取交保或送至醫院強制接受治療的機會。
這豈是我們立法保障被告被羈押時人身自由權利的初衷？
所以，好像我們修訂了這麼多的法律，行政機關與法院
卻從未準備好面對精障者在訴訟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各種狀況。
反正，C在看守所中日益癲狂、喪失理性，
也不是坐在辦公室內天高皇帝遠的法官們的切膚之痛，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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