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老師至今長達四年多的審判過程中，有一件事始終讓我困惑萬分。
之所以困惑，與C究竟是否有罪、有無縱火殺人無關；
這完全是一個刑事被告能否受到正當程序保障的問題。
但在號稱已邁入現代法治國家行列的台灣，以下將要描述的情節，
仿若只會在法制較落後的國家上演，卻不幸血淋淋、活生生地發生在這片土地上。
話說C四年多前被檢警認定縱火殺人後，就一直羈押在看守所裡。
2年多後的某一天，C的媽媽在家裡突然收到「監獄」的通知，
說C從某年某月起改成關在「XX第二監獄」，代號也改成XXXX。
這樣沒頭沒尾的信件，很快轉到律師手中。我們也察覺到其中的不對勁：
C明明是羈押被告的身分，理應關在看守所內，怎麼跑到監獄裡去了？
打電話去問承審法院的書記官，書記官只知道是檢察官借提C去「執行」，
也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但因C原本羈押的看守所就與當地監獄合署辦公，
C雖然從看守所移到監獄去，卻只是在同一區舍房內換個房間，
似乎對探視他的家人、律師而言，沒有太大的變化。
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2個月後，C的媽媽打電話來說，C又被移回看守所去了。
同個時間，我們從司法院網站的裁判書查詢系統，赫然發現一則與C有關的判決。
原來，罹患嚴重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C，在羈押期間與室友發生衝突。
看來他在盛怒之下、情緒失去控制，再加上體格魁梧，室友被他揍得相當慘。
看守所當然依法處理、照章辦事，將C移送法辦──雖然他已經被關一陣子了。
接下來的程序也不讓人意外：檢察官訊問=>確認雙方無法和解
=>C承認揍了室友(他說不定還嗆：這傢伙欠扁…)=>檢察官認為C只因細故
就打人、又毫無悔意，以傷害罪起訴，請求法院對C「簡易處刑」
=>法官把檢察官起訴書抄一遍、作成判決，判處C兩個月有期徒刑。
無怪乎C會突然從看守所被借提到監獄去，原來就是因為他揍了室友、被法院判刑。
即使縱火殺人部分還在審理之中，他也必須先依法執行這兩個月的徒刑。
看到這裡，不覺得這整件事有些不太對勁嗎？
不管C有沒有涉及縱火殺人，也不論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的C，
是不是應該先就醫治療、不要繼續羈押在看守所裡。
就算我們今天當作C就是個倒楣鬼，莫名其妙被關進牢裡的精神病人，
他在舍房裡抓狂、揍扁室友，我們的司法體系要追究責任時，
居然是用這種粗糙、散漫、隨意的方式處理？
我並不是說，精神病人在牢裡打人，就不需被追究責任。
但C的精神分裂症病徵是如此明顯，不但早就被2間地區型醫學中心
鑑定為嚴重精神病人，C也早就有一堆辱罵看守所主管、破壞舍房設備的紀錄，
所方必然也非常清楚C是受到精神疾病的影響，而失控揍了室友一頓。
結果出乎意料地，檢察官起訴認定C涉嫌觸犯傷害罪時，
居然在犯罪情節、主觀犯意的部分，通篇未提C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事實。
如果刑法中有關被告責任能力的條文，關於被告是否受到精神疾病影響、
喪失控制能力而犯案的規定，已經是法律人在大學一年級時就唸過的ABC，
何以C因精神狀態不穩而犯案、如此明顯的事實，卻在起訴書中仿若從不曾存在過？
如果檢察官在起訴被告之前，會先訊問犯案動機、了解主觀犯意與精神狀態，
為何必然與C談過話的檢察官，竟會選擇忽視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
也不願放在起訴書中方便法官作為判刑時的參考，甚至裝作一無所知？
而在對C判刑兩個月的法院方面，狀況就更妙了。
檢察官訊問C之後，發現C雖然坦承揍了室友，卻不認為自己犯錯，
於是認定他毫無悔意，向法院聲請對C「簡易處刑」。
問題就出在這個「簡易處刑」制度。
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允許關於某些比較輕微的犯罪，
若被告已承認犯罪，檢察官就享有裁量權限，可以選擇走上「簡易處刑」這條路：
此時，法院原則上不會再開庭，而會直接照抄檢察官起訴書中臚列的犯罪事實；
法官唯一要作的事情，是決定一個適當的刑度。此一制度的優點，
當然是簡便、快速，檢察官、律師、法官都不用再花費大量時間參與審判，
同時─恐怕也是最重要的，─還可以減輕法院快要炸開的案件負擔。
然而在C這次傷害案中，我們也直擊「簡易處刑」制度的致命缺陷。
起訴書送進了法院，法官見到檢察官聲請簡易處刑，自然樂得不用開庭，
直接把起訴書中C揍人的事實抄一遍，再丟給他兩個月徒刑。
然而，起訴書中已經(故意)忘記提及C罹患精神疾病的狀況；
此時法院又不開庭訊問，形同讓C受到精神病影響而犯案的事實繼續被隱匿。
原本行為時受到精神分裂症影響，應該要減輕刑度、甚至判決無罪的C，
卻因此成了「毫無悔意」的傷人嫌犯，莫名揹了一條傷害罪前科。
換句話說，法官原本只要開庭訊問，就有機會察覺C其實處於精神狀態不穩的狀態，
而可能主動調查責任能力的爭議；但這樣的機會，卻被簡易處刑制度所完全扼殺。
於是，我們犧牲了C的正當程序權利，
居然只是為了減輕法院的負擔、掩蓋檢察官的粗疏怠惰。
我們把C的故事簡化一些來想像好了：
一名患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病患某甲，當街揍了人後，馬上被警察逮捕。
但從現在開始的偵查與審判程序，居然完全沒有人發現、或在乎某甲
罹患精神疾病的事實。大家都當作沒看到眼前再明顯不過的精神病徵兆，
也對於一份接一份的精神科診斷證明視而不見，
然後某甲就被起訴了…，然後很快被判刑兩個月…，
因為沒有律師、家屬不知道，判決就此確定…，某甲就這樣添了一條前科。
你能想像，這樣一段粗糙、隨便至極，
幾乎視被告權利於無物的偵查與審判程序，居然發生在台灣？
而如果這樣的程序，發生在你的家人身上，你又可以接受嗎？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是某個、或許多地方出現了連環錯誤，
才會讓這種接近愚蠢、顢頇的狀況，在今日號稱法治國家的台灣土地上出現。
當C罹患精神疾病、以及因病而揍人的事實是如此地明顯，
看守所、檢察官明知卻故意視而不見、當作從未發生，
既不願主動將相關病歷放在起訴書中讓法院作為量刑時參考，
也不願通知C的家屬，讓C至少可以有個律師，幫忙主張他的責任能力顯然不足。
於是，一個顯而易見、直接影響判刑結果的患病事實，
就在法院徹底被蒙蔽、家屬完全不知情的狀況，長驅直入，直達有罪定讞的終點。
我不知道這是否源於檢察官刻意不想讓外界知道C的精神狀態，
還是他/她已經忙到懶得在開庭時抬起頭來瞧被告一眼，看不出C的精神狀況不穩？
先天的制度不良，加上一連串人為的刻意忽視、怠惰與冷血，
鑄成今天C在明明可以因責任能力不足而減輕刑度的狀況下，
還是被認定「毫無悔意」，然後在縱火殺人部分還在審判階段，
先莫名其妙被關兩個月。
相較於C目前面對縱火殺人罪名的重案審判，
這麼一樁臨時發生在牢房內的普通傷害案，或許只能算是一段意外的小插曲。
但這段插曲荒謬程度之高，足以讓人發現台灣的司法從業人員，
已經淪於只會像工廠作業員般十足麻痺地抄寫法條、套用事實、謄寫起訴書，
而沒有能力真實地探究每一位處於審判地位的被告的背景、心智、精神與犯案原因。
但讓人感到最為驚悚的是，這群如螞蟻般的作業員大軍，
每天還是在高掛著法院與地檢署招牌的工廠中，
繼續疲倦而麻痺地處理著無數像C老師傷害案的輕罪案件。
至於處理的品質，我已不敢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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