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回頭觀察台灣的狀況。
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中，並不是全無性侵犯出獄後的控管措施。
該法第23條規定加害人「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
一旦出獄或假釋，就必須定期向警察機關報到、登記資料，時間共7年。在這7年間，
只有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目的」，才能將登記的資訊供特定人查閱。
主管機關內政部另外依此制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
綜觀整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建構的性侵犯登記制度，內容大約為：
(1)查閱人的身分：限學校、幼稚園、托兒所、或兒少福利機構；
(2)可以請求查閱的事由：雇用或召募人員時；
(3)具有查閱的必要性：也就是說主管機關不得只作形式審查而一概同意申請，
而是應實質確認申請人是否具備查閱的必要性、是否出於維護社會安全的目的；
(4)被查閱人的身分：限於向上述單位應徵工作之人；而且必須出獄或假釋後，
7年內「經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才有可能查得到登記資料。
此外，查閱辦法第13條規定申請人應提出「應徵者同意申請查閱之同意書」，
也就是申請查閱前要取得應徵者的同意。當然這樣的規定，早已被批評為請鬼開藥單：
真正具有再犯案可能的潛在犯罪者，看到雇主要求簽署同意查閱的申請書，
早就跑得不知去向了！
與現行法相對應的，是諸多立法委員及民間團體提出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
以比較知名「白玫瑰版本」的為例，該草案參考美國梅根法案的精神，
加入2種全面公告的方式：
(1)在警察機關、學校門口、網站上公告區、里之內加害人的「人數」；
(2)「有再犯紀錄或治療監督顯無效果」的加害人，則應開放社區民眾閱覽。
不過，此一規範模式存在著一些疑慮。首先，
第一種公告方式顯然無法滿足支持全面公告者的期待，
畢竟徒有加害人人數，並無任何意義。
其次，第二種公告方式雖已對加害人的身分予以特定，但所謂「開放社區民眾閱覽」，
是指閱覽時需限定為社區住民？還是完全不管閱覽人身分？這裡的疑慮在於：
申請查閱人一端若欠缺身分限制、查閱事由及必要性門檻，
最終還是形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閱覽。
最後，在被查閱人一端的唯一限制，是「有再犯紀錄或治療監督顯無效果」的加害人。
不過運作上的問題是：誰來判斷「治療監督顯無效果」？
是指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經醫師「評估認有施以治療輔導之必要」者？
「白玫瑰版本」的文字，似乎是讓主管機關片面決定，
但這會不會因民粹壓力，而最終變成每一位加害人都被公告？
現行法令將此要件聯結鎖定在第20條的強制治療上，因此至少可以確定存在醫師的判定；
而白玫瑰版本卻在草案中自行添加「治療監督顯無效果」，可能使法律要件陷於不明確。
而有再犯記錄者就直接公告，取消主管機關在個案中裁量判斷的可能，也可能違反比例原則。
其實世界許多國家，在面對性侵犯出獄或假釋後的風險控管問題，
都會考慮是否引入美國梅根法案的性侵犯資訊全面公告模式。
不過，觀諸目前仍只有美國「獨善其身」，成為唯一維持全面公告模式的國家，
更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在法制建構上是顧慮到全面公告的負面效應。
最明顯而易見的，是全面公告勢必對性侵害加害人形成極嚴重的汙名化、標籤化效果，
不但不利於更生，更可能牽連加害人無辜的親屬。
而在美國，實證研究不但顯示梅根法案並無效果，只是浪費錢，
甚至發現全面性公開資訊，容易使加害人找不到工作，一旦形成惡性循環，
加害人最終會潛入地下、失去聯繫，政府反而無法監控、升高危險性。
此一「潛入地下」的可能後果，放在今日台灣鄉民最熱愛的「人肉搜索」脈絡下，
恐怕也是全面公告後，極可能在台灣社會上演的戲碼。
此外，歐洲的經驗與研究已突顯，由於超過半數的性犯罪來自於親人或熟人，
因此法制上實在不宜太過倚賴資訊公告，而是還要結合其他防治方式，
包括：加害人出獄後限制住居、接受治療課程、定期報到、觀護人訪視、
電子腳鐐、禁止靠近學校、不得接觸孩童或獨處，並禁止從事與孩童相關的工作等。
其實台灣現行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查閱事由侷限在學校聘雇人員時查詢
應徵者身分，無法涵蓋鄰居之間存在性侵加害人的狀況，保護面向確實相當不足。
但考量上述全面公告的缺失以及對加害人的過度侵害，也不宜直接跳到全面公告。
此一制度的建構，仍應回歸到立法原旨：提供社區及兒少更高保障；
如果加害人已決定豁出去犯案，公告資訊沒有太大防治效果，還會升高社區風險。
因此，制度上應優先公告行蹤不明的加害人；
至於維持定期報到者，應不得直接公告，而宜只提供特定人申請查閱，
亦即維持現行法令的特定人查閱制度，然後再考慮稍稍擴張範圍。
此外，在細部的查閱制度建構上，也可以參考英國經驗，
強化主管機關在個案中作成決定的細緻程度，包括：
(1)性侵害加害人必須分級：
分級的依據，在於出獄前的心理及再犯率評估、是否已服刑期滿或仍在假釋、
是否性侵害犯罪時一併結合其他暴力行為、是否出獄後曾有累犯記錄。
依據分級結果，主管機關可決定是否同意提供資訊時的心證門檻
(類似互補關係：申請人證據不足時，高危險性加害人的資訊可以傾向公開；
證據充分時，則可以取得低危險性加害人資訊)。
行蹤不明者則可考慮一律在網站上、學校門口全面公開。
(2)申請人的身分及事由：不應限於學校及兒少機構負責人，而應納入家長、社工及村里長。
對於後二者，必須強化舉證說明必要性、迫切性的責任，
例如經民眾、家長反映。家長部分應須課予一定程度的舉證說明義務，
例如針對兒少有密切接觸機會之人(男友、繼父、家教…)。
事由的判斷裁量要更細緻，而這就需要倚靠案例累積。
(3)審核方式：地方警察機關應建立審核委員會，兼顧審查速度、多元性及嚴謹度。
此一委員會不宜全由警察人員組成，而應納入兒少、社工、心理、
獄政、心理諮商、法律、檢察等領域的專業人士。
此外，此一委員會也可以決定是否調整加害人的分級。
舉例而言，若加害人現行蹤不明，可能直接調升為最危險等級、直接公告其身分；
若多年均安份守己，則可考慮降低分級，使資料被查閱的難度變高。
(4)制度上必須設定濫用、洩漏資訊、據以對加害人進行騷擾的罰則。
(5)救濟機會：涉及侵害隱私權的政府行為，豈能缺乏救濟管道？
制度上應考量給予加害人救濟機會，例如對於公告決定向法院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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