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老師的案件二審延宕二年有餘，關鍵之一在於高等法院承審合議庭的審判長，
始終不願意讓C就醫接受治療，導致精神疾病嚴重惡化的被告，
每次開庭總是要花費數小時陳述個人意見；一旦被法官打斷，
隨之而來的就是咆哮、怒吼與三字經連篇，。
程序冗長，卻毫無實際進展，只是在持續消耗所有法庭成員的時間與心力。
許多人遇到我，總是問：「為什麼審判長不讓C就醫？他到底在堅持什麼？」
我的回答，則是老實地引用審判長去年某次開庭時，與我老闆間的激烈對話：
選任辯護人：「我們聲請停止審判。」
審判長：「現在無法處理，因為與被告的意思相左，被告認為他沒有精神疾病，我們沒有證據。」
選任辯護人：「被告的狀況要送醫療，包括看守所裡面的醫生都回函疑似有
妄想型精神疾病，但是被告自己否認，所以辯護權根本無法行使。」
審判長：「我們無法處理，我們已經思考過我們沒有辦法將被告強制就醫。」
選任辯護人：「那們我們拒絕繼續參與程序。」
審判長：「強制送治療的理由？有什麼依據？法條的依據？」
被告C：「我為何要強制治療，我從未在看守所看過病。」
審判長：「被告等一下，我問律師強制治療的依據在那裡？」
選任辯護人：「他的精神疾病狀況這麼的清楚。」
審判長：「法條？」
選任辯護人：「我在書狀都有寫的很清楚。」
審判長：「現在問你法條的依據在哪裡？」
法院無權強制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的羈押被告就醫接受治療？
真的是這樣子嗎？
先前我已經分析過了，依據現有的法令與制度架構，
至少有三條路徑可供法院選擇：
1.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規定，對於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的嚴重病人，
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的必要，病人卻仍拒絕時，
可經由醫院向衛生署的審查會申請獲得同意後，辦理強制住院。
在本案中，剛好C老師已經被衛生署指定的醫院鑑定為嚴重病人、應接受治療，
他又完全欠缺病識感、拒絕就醫，其實已經符合強制住院、治療的要件。
2.依據羈押法第22條、第38條準用監獄行刑法第56條及第58條，
對於罹患嚴重精神疾病、無法在看守所內獲得適當治療的被告，
法院必須命令看守所「協助就醫」。這裡所謂的「協助就醫」，
是指看守所將被告送至病監接受治療，並非直接送往精神醫療機構。
雖然病監的復原環境不若精神醫療機構完善，但絕對仍優於看守所的拘禁狀態。
3.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01-2、114條規定，如果羈押中被告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法院不得羈押，而是必須予以具保或責付。
在以往的實務操作模式中，精障者若觸犯較輕的罪名，法院通常會責付給家屬；
若罪名較重，則有停止或不予羈押，直接責付給精神醫療機構帶回治療的案例。
在C的案件中，看守所毫無疑問無法提供適當治療，否則C的精神疾病
也不會在羈押期間急速惡化，因此自然已經符合「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的要件。
以上三種方式，程序與辦理方式各不相同，但目的一致，
無非為了保護精障被告的健康與訴訟權利，畢竟被告若因羈押而
喪失健康甚至生命，恐怕也不是國家設置刑事司法制度之所欲。
在本案中，讓C就醫接受專業精神醫學的治療，
讓他的精神狀態逐漸回復至一定的理性水準，才能避免每次開庭總是陷入
冗長陳述與瘋狂咆哮的無盡輪迴，並讓C能進行實質答辯、與律師溝通，
協助所有法庭當事人一同脫離這場無間泥淖。
然而，上面發生在一年前、審判長與老闆間的激烈對話，
卻顯得審判長完全不知道有這些強制就醫規定的存在似的。
不幸的是，上次親自開庭，我的猜想又獲得證實。
法院傳喚地方政府衛生局承辦精神衛生法業務的主管，詢問應如何處理C的狀況？
審判長的破題十分有趣。他問到了精神衛生法第30條及第41條的運作方式，
發現第41條的強制住院程序，只能由精障者的保護人或醫院發動；
而第30條關於「其他以拘禁目的之機構，必須護送協助嚴重病人就醫」的規定，
負有義務的是所謂「其他以拘禁目的之機構」，也就是看守所，不是法院。
於是，審判長眉開眼笑地詢問衛生局主管：「今天看守所未將C送醫，
有沒有行政責任？我已經向你主管機關舉發了喲…」
我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荒謬、愚蠢與顢頇。
不可否認的是，精神衛生法第41條的強制住院程序，因剝奪嚴重病人的人身自由，
邏輯上會與法院作成的羈押決定發生重疊或執行上的衝突。
如何取得平衡，目前實務上累積案例不足，仍有待衛生與司法主管機關協調。
但在解決方案出爐前，法院本來就不能選擇置身事外，
因為畢竟是你法院開出的押票，看守所才會收容C這位人犯。
C在所內的相關生活或違規情形，依法也全部都要向法院報告，此時C
若有強制就醫的必要，法院豈能摀著耳朵說「你們自己去問看守所，不要問我」，
就這樣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看守所負有為法院監禁、看管、照顧羈押中被告的
行政義務，此時又豈敢不經法院同意，直接派人將C送至精神醫療機構住院？
我感覺，審判長的態度，彷彿正嘗試創造一個「有權力、無責任」的審判環境：
法院有持續羈押、不放人的權力，但可沒有將被告依據精神衛生法送醫治療的責任，
因為這是看守所的事；而被告成了人球被羈押到爛，也是被告自己的事！
那麼，就算不管這精神衛生法的第一條路徑，上述羈押法的第二條路徑呢？
刑事訴訟法的第三條路徑呢？這些規定，法院總不能再迴避自己的作為義務了吧！？
沒想到，當我詢問衛生局主管關於C是否屬於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的
「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時，問題還沒說完，就被審判長打斷，
因為這是法院依職權判斷的範圍，不可以由證人回答…。
於是，「有權無責」的法院心態再度出現：精神衛生法並不能拘束刑事法院，
因此只有看守所負有將羈押中的嚴重病人送醫的義務；至於此時是否另外適用
刑事訴訟法的交保、責付規定，又是法院獨享的決定權，外人不得置喙。
我這才恍然大悟，審判長可是認真地認定他沒有協助C就醫的權限與義務。
即使我們在書狀中整理了許多法院可以採行的措施，審判長總是視若無睹，
持續裁定延長羈押；直到衛生局的承辦主管願意到庭說明強制就醫程序，
審判長也硬是能將責任全數推給看守所，順便倒打一耙，主動向
衛生局舉發看守所違法(嘖，審判長您還是真一位熱心的公民啊…)，
再將衛生局主管拉下水，利用來背書確認法院此時並無任何作為義務或行政責任。
我望著法官席上眉開眼笑的審判長，體會到他如釋重負的輕鬆，
以及一切照著劇本走的愉悅。他進一步責問衛生局主管：
「如果被告在就醫過程中脫逃，誰要負責？法院？律師？檢察官？
看守所？醫院？還是衛生局？」我更清楚地看透了審判長極端怕事的內心：
人在官門好修行，好官我自為之；可別沒事去捅個強制送醫的馬蜂窩，
萬一到時C逃逸後又跑去縱火燒死人，我可就要跟最近那些同事一樣被全民公審囉…
獻身司法改革的朋友告訴我，她與一位司法記者談及C的案件，
記者認為強制就醫這檔事，恐怕不是法官或衛生局不願意，而是「沒有能力」。
聽聞此言，我告訴她：這裡的「沒有能力」，其實有很多種意思。
有可能是力有未逮、心有餘而力不足；
也有可能是我們一般理解的某人能力很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前者，可能是法官有心保護當事人，但欠缺合理完善的制度，也就無從為之。
後者，則是法律已經擺在那裡可以使用了，法官猶渾然不知手上掌握著的利刃，
傻傻地問旁人：what can I do??
老闆在92年間精神衛生法尚未修正前，曾經承辦一件智障者性侵女童案，
被告就是在羈押期間，由法官解除羈押、責付給精神醫療機構院長；
而實務上觸犯輕罪、直接責付給家屬的精障案例應該更多。
在精神衛生法修正後，每年衛生署的審查會都作成一些強制住院的案例，
法院的家事法庭更逐年累積不少強制住院、精障者提起抗告的裁判，
上網很容易就可以查詢到，也證明責付、強制住院都不算罕見，法院裡不可能沒有人懂。
那麼，在C老師的案件中，審判長先前劈頭詢問老闆：
「法院令被告強制就醫的法律依據在哪」？然後上次開庭，
再次宣示這一切都是看守所的事，又該如何解釋？
於是，我知道C老師案件中的審判長，
如果真的「沒有能力」，應該是屬於哪一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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