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一些機緣巧合，意外接下一份公部門內「審議委員」的工作。
一開始只有簡單問過老闆的意見，沒經過太多思考，結果允諾之後，
現在才逐漸發現這份工作內容之艱難，對當事人權益影響之巨大。
當年大學剛畢業時，只是個傻呼呼的研究生，
隨波逐流地參加國考，機械式地自動先後報名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
後來重考時，選擇只報名律師考試，倒不是真的自以為律師多高尚，
或發自內心地打算承繼家業；大部份的決定因素，只是因為律師考試
早一個月舉行，彼時已極端厭惡國考制度的我，滿腦子只想早些脫離苦海。
換句話說，如果那一年考試院選擇先舉辦司法官考試，我恐怕不會是現在的我了。
如此看來，眼下這段律師生涯，竟是多麼射倖，多麼偶然。
後來，又繼續傻呼呼地畢業、入伍、出國唸書、回國工作。
一路上沒有多想什麼，不自覺地就在律師這個位置上定了下來。
但這些年來，經歷無數在法庭中與法官、與檢察官的鬥爭抗制後，
如今回想，卻有些慶幸自己不是成為那位擔任仲裁者角色的法官。
隨著年紀增長，如今漸漸發現，血液中那自孩提時代就存在的優柔寡斷基因，
顯示我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明快、果斷作決定的人。更殘酷地講，
天生骨子裡帶著一絲絲反叛因子，讓我有些成為某些人眼中的「好辯者」。
既然如孟子一般無法抑制地好辯，自然不可能成為應該盡可能沉默不語的法官，
而恐怕終究比較適合擔任負責替一方當事人說話、陳述的法庭代理人。
因此，今天意外成為一位「審議委員」，對我而言可真是破天荒頭一回的新鮮經驗。
這些年以來，早以習於站在對立糾紛中某一方當事人的基礎上代理發言，
專司指摘對方的不是，努力強化我方立場的正當性。
對我而言，不太需要花很多心思作出正確與否、孰可信孰不可信的判斷，
畢竟事實真相為何、法律上誰站得住腳，都是法官或檢察官的工作；
大致上我們只需要守住律師倫理的底限，其他的工作內容
就是靠著生花妙筆或三寸不爛之舌，全力為當事人爭取權益。
於是，如今成為一位“decision-maker”或“arbitrator”，
對我來說不但是經驗上的陌生無比，更必須面對角色轉換上的困難，
因為不曉得我有沒有辦法站在完全客觀的立場上看待眼前的卷證、進而作成決定，
抑或我終究難逃個人主觀好惡、意見想法、意識型態甚至偏見、刻版印象的左右，
在判斷上出現不可饒恕的偏差。更遑論我不確定我有沒有精力在每一件個案中，
都能詳細審閱雙方當事人的每一項主張、主動探悉卷證中的各項疑點，
抑或最終會被案件量壓垮，每回只是草率地簡略掃過資料，就信心滿滿地作成審議決定。
我之所以心中會充滿那麼多的畏懼與不安，原因不外：就算不論法院裁判，
這些年來實在看過太多訴願、申訴、申覆、復審、異議…等
非訴訟上的審議程序或結果，充斥著各式各樣無法理解的荒謬、粗糙與可笑。
相較之下，許多審議委員會一天可以審結數十個案件，審議委員只是如訓練有素、
會舉手的猴子一般「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所謂專家學者淪為政府機關禮聘的舉手部隊或鐵票陣營，反而只是冰山的一個小角。
最可怕的現象，反而是許多聲譽卓著的重量級學界人物，
求學時學生都將他們的論著奉為聖經一般研讀，卻在他/她被獲聘為審議委員時，
搖身一變成為政府機關違法行政措施的最佳背書者第一指名。
有些是行政措施中一望即知的明顯瑕疵、有些是審議委員根本可以主動調查探究，
最後卻讓我捧著一份令人食不下嚥的審議決定書，然後赫然發現決定書末尾
清晰印著那位曾讓我仰望、如今卻只能對之慘笑的學界泰斗的大名。
此際，我除了掩卷嘆息，也不太清楚他/她到底還適不適合讓我繼續崇敬，
抑或只能殘酷地承認他/她也不過是一位沽名釣譽、所論與所為根本是兩回事的偽君子。
那麼，當我曾在書狀中尖銳批判這些虛偽矯飾的審議委員時，
現在換我坐上這個位子，會不會不自覺地成為自己曾經執筆痛罵的那些人物？
在我眼中，公部門中儘管每個審議委員會可能每個月都要經手數十個案件，
可能許多案件標的不過是數萬元的罰鍰或雞毛蒜皮的糾紛爭端，
但每一個案件絕對都影響當事人的權益極鉅，甚至可能使他們的人生就此轉向。
如果我曾為了當事人那芝麻綠豆的小案子大發議論，以書狀長篇大論地協助爭取權益，
那麼在我轉換到仲裁者的位置時，顯然就不能再以「嘖，又不會怎樣」的態度輕易待之。
反過來說，過去曾經經手某個案件的當事人，只因訴訟前置程序中的三位審議委員
不平則鳴、仗義直言，執意丟出長達數十頁的不同意見書，雖然無力改變審議結果，
卻讓當事人在後續的訴訟程序中憑著這份不同意見書勢如破竹，成功說服法院。
現在的我，應該成為哪一種審議委員呢？
所以，我的心情毋寧是惴惴不安的。
在審閱卷宗之餘，我還在調適心境，還在揣摩，
摸索這條未曾踏過的仲裁者路徑，究竟該用什麼樣的步伐，從容而謹慎地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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