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第一天晚上，主辦單位安排所有與會者在頗負盛名的湄南河渡輪上用餐。
來自亞洲各國關心國際人權議題的法律人與人權組織工作者，
終於有較長的時間可進行輕鬆的經驗交流與互動。
不過在輕鬆對話之餘，由於來自於一座習於對於過去政府
大規模侵害人權、衝突受社會正義實踐等議題冷淡以對、刻意漠視的島嶼，
我卻因對話過程中其他國家人權工作者對此一議題展現的強烈熱情與執著，
而深深地被感動。以下是在渡輪上用餐並欣賞曼谷市區夜景時，
二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對話互動。
Kim Dong-Choon先生是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Republic of Korea, TRCK)三位常任委員中的一位。
在前往渡輪碼頭的路上，Kim先生意外地與我聊起了彼此國家
近年對於過去獨裁政權期間人權侵害事件的處理方式與結果。
Kim先生長期在學術與實務領域從事民主轉型後的正義實踐工作，
我感覺得出他對這份職務的榮耀；
而實際上TRCK近年豐碩的成果，讓他也確實值得這麼一份榮耀。
韓國原本多達十三個各行其是的相關調查委員會，
在2005年盧武炫就任總統後，經過特別法令的推動與制定，
整合為一具有明確授權、任務及權力的委員會TRCK，
集中調查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及之後獨裁政府掌權期間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事件。
TRCK預計2010年將公布最終的調查報告，
但在今年就已經出版厚達將一百餘頁的初步報告，
其中可見到TRCK受理超過一萬件的被害者申請，
進行七千餘件的人權受害調查，成果包括：
建議政府對被害者或家屬正式道歉、回復名譽、重新審理錯誤判決、
對史實的重新詮釋，以及處理衝突後社會正義實現最重要的工作
──傾聽被害者的聲音以還原真相(truth-telling)。
同樣來自東亞，Kim先生對台灣的政治、歷史背景頗為了解；
但當我告訴他台灣政府在這片領域中的作為層面仍相當有限，
甚至迄今無法針對幾項重大人權侵害事件提出官方版本的調查報告時，
我感受到他語氣中傳來的一絲訝異。
手中捧著那本沉重的初步調查報告的我，當時心中只感覺到汗顏。
而更讓人震撼的，是用餐後步上渡輪甲板，
與來自柬埔寨的人權工作者Terith的對話。
Terith是柬埔寨文獻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被害者參與專案的成員。
此一人權組織的成立宗旨，在於記錄、保存赤柬政權
1975年起四年血腥統治時期的資訊與證據，
除了確保那一段悲愴歷史不會被下一代輕易地遺忘之外，
更期望能協助聯合國與柬埔寨政府共同成立的特別法庭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順利
將當年參與血腥屠殺罪行的多名領導人定罪。
我不曉得十分年輕的Terith是否曾經歷那段不堪回首的殺戮歷史，
但面對一位來自遙遠海島的陌生人，他卻能用簡單而堅定的語氣，
描述著他與來自最殘忍恐怖的S-21集中營倖存者的
對話、記錄、挖掘、還原真相的過程。
Terith好奇地問我台灣的人口總數；話鋒一轉，
他卻提到在赤柬短短四年的統治期間，
有將近五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口死於饑荒、勞役及獨裁政權的處決或迫害。
湄南河河水依舊平緩地流著，甲板上樂團輕柔地演奏著泰國傳統音樂，
我卻因柬埔寨人身邊親友每五人就消失一人的殘酷事實，
而感到一陣莫名暈眩。如果歷史的傷口終究會悄悄癒合，
Terith正用他的雙手，記錄下人權侵害的血肉模糊，
期待真相與正義永遠不要被時間的瘢痂所掩蓋。
而與他們相較，那總是自豪於近年高速的政經發展，
仿若永遠向前看、鮮少回顧過往的我們呢？
在處理衝突後社會正義實踐的國際人權文件中，
有效對抗有罪不罰所倚賴的不單是片面對被害者的賠償或回復名譽。
舉例而言，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公布的《對抗有罪不罰以保護並促進人權的原則》，
就是以追訴加害者、了解事實(調查、記錄、還原真相)、
確保類似侵害不再發生(賠償、法令與政府體制的改造)等三大部分所構成。
但若將目光轉回台灣，在最重要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
賠償條例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中，
我們見到政府的義務僅侷限於賠償、紀念、回復名譽及發還財產；
對於落實正義更為關鍵的行動，包括對加害者的追訴審判、
協助被害者述說真相、對人權侵害歷史的調查記錄，似乎全然遭到遺忘；
而以上述調查結果作為基礎的除垢與清查行動(vetting/ lustration)、
歷史的重新詮釋與釐清，也就因此付之闕如。
於是，追求歷史真相、為被害者實踐正義的社會氣氛無法成形，
加害者甚至依舊享有公職或隨之而來的利益，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獨裁政權留下的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
也就永遠只是藍綠對立戰場中肆行鬥爭的象徵圖騰。
如同評論者所言，這些事件已經不再是足供反省的歷史痕跡；
當它們僅能充作政治效果時，我們也就失去一切對特定歷史事實進行評價的能力，
而不停困頓在執行敵我識別的永恆迴圈內。
環顧亞太地區，當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即將端出半世紀以來的人權侵害統整報告，
柬埔寨也不畏倖存者的記憶逐漸模糊佚失，
仍一步一腳印地嘗試記錄下殺戮過後的斑斑血痕，
台灣的官方與人權工作者，確實都還需要更用心地參考他國經驗與國際人權標準，
為這永無追訴時效的有罪不罰問題、衝突後社會正義的實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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