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來，因發生多起性侵犯出獄後在外再次犯案而引發的
「白玫瑰運動」及沸騰民怨，使性侵犯出獄後、假釋期間的安全性控管問題，
成為社會注目的焦點議題。不少婦幼團體都提出相關修法建議，
最知名的或許是引入美國「梅根法案」的精神，強化對性侵犯假釋、出獄後的監控；
其他另有化學去勢、擴大刑後強制治療範圍，甚至終身不得假釋的想法。
對此，主管機關內政部在日前提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草案，
除了決定修正刑法、使刑後強制治療的範圍可以溯及之外
(當然，這裡可能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主義的爭議)，
其實並未完全採納婦幼團體的建議。也就是說，內政部的立場對於這些
即將假釋或出獄的性侵犯，並不打算效法美國「梅根法案」，
要求必須將性侵犯的個人資料全數、不受限制地公開，
而是透過強制登記制度，有限度供特定人查閱。
這裡，有一些比較法制上的想法，或許可以讓人再深思這個
社會安全與風險控管v.更生人人權保障的重大難題。
美國的「梅根法案Megan’s Law and etc.」其實是許多相關法律的概稱，
源於1994年New Jersey州的小女孩Megan Kanka遭住家附近的性侵犯性侵並殺害。
此後一系列的聯邦法令及州法令逐漸制定，開始嘗試對性侵犯出獄後的行為進行控管。
在聯邦法令層級，目前主要的規範是Sexual Offender (Jacob Wetterling) Act of 1994；
但各州州法令的內容就有頗大歧異。
大致而言，美國各州的操作方式都可拆分為三個階段：
(1)報到登記。(2)網站公告，包含姓名、照片、住址。
(3)社區通報，使社區知悉加害人遷入居住。
其中在網站公告部分，普遍的作法是完全不受控制、審查(uncontrolled access)地
讓所有民眾可上網查詢所有被建檔的性侵犯資料，確認是否住家附近也住了性侵犯。
而社區通報制度又另外課予國家負有義務主動進行資訊散佈，
而不是等需要的人來申請查閱，目地自然是為了促進加害人的資訊可自由流通。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類似像梅根法案這樣將性侵犯資料全面上網，
不受限制、不問身分地接受民眾查詢，其實目前全球只有美國採取如此激烈的方式。
在性侵犯出獄後再犯問題的討論也十分激烈的英國，就有不同的思維。
英國目前的制度是Multi-Agency Public Protection Arrangements (MAPPA)，
主管機關Home Secretary反而比較強調家長責任，認為家長應多與子女溝通、
注意各種徵兆，而非急著要求政府應如何公告加害人資訊。
因此，英國政府較強調他們的資訊公告制度是in a controlled way，
亦即性侵犯的資訊並非不受限制地全面公開，警方可提供資訊的對象也是有限度的，
包括：學校首長、娛樂場所管理者、雇主、房東及家長等。
此外，警方在揭露性侵犯資訊時，裁量程序又細分為三階段：
(1)在個案中判斷有無提供必要，例如家長認為其子女經常與特定人接觸，
而且是在欠缺監控、私人、隱密的環境中頻繁接觸；
(2)警方還不能直接提供資訊，而是必須進一步判斷特定加害人是否
已對特定兒童少年產生嚴重傷害的風險(presents a risk if serious harm)。
(3)因此可以達到全面公開資訊的情形，也就只限於加害人行蹤不明時，
警方可在網站(www.ceop.police.uk)上公告資訊。
由此可以注意到，英國政府較強調警察機關必須逐一審核個案的事實背景之後，
再依據裁量決定是否要提供性侵犯資訊予特定人。
舉例而言，一位單親媽媽正在交往中的男友，經常協助照顧其女兒，
但媽媽此時卻聽聞這位男友竟有性侵前科。此時，MAPPA的考量點包括：
該女孩與加害人前次加害對象的年齡是否相近(挑選被害人的傾向)、
加害人出獄迄今表現、若加害人再犯可能產生的侵害狀況。
而在司法實務上，近年也陸續發生一些性侵犯資訊公開是否合法的爭議。
在上訴法院1999年R. v. Chief Constable of the North Wales Police and Others,
Ex parte Thorpe and Another, [1999] Q.B. 396判決中，
當事人夫婦二人都有多次嚴重性犯罪記錄、服刑甚久。
出獄後因各社區反彈而不斷搬家，最後在1997年搬到某個貨櫃屋聚集區。
但因該地即將舉辦復活節活動，有大量孩童會前來聚集，
警方於是威脅當事人必須限期搬離，否則就要告知該聚集區的房東關於他們的前科記錄，
而最終也因此導致這對夫婦被迫搬家。二人不服聲請救濟，上訴法院認為：
(1)為了落實歐洲人權公約(ECHR)對隱私權的保障，警方只有在
保護公益─特別是為保護孩童時─所必要時，才能使用該資訊。
(2)公布性侵加害人資訊相當敏感，因此只在有迫切的公益需求時才能允許。
在作成此決定前，警方應盡可能蒐集各式資訊，以準確衡量危險性；
警方公布前，另應先就取得資料內容與加害人溝通確認。
上訴法院最後認為，本案警方的考量應屬適當理性，
有必要將加害人夫婦二人的資訊提供予房東，以確保兒少安全。
由此一判決可以觀察到：(1)警方公布前應該有充分蒐證、利益衡量活動，
並與加害人勸說溝通(比例原則)，證明公布資訊確實是最後不得以的手段。
(2)警方只能將加害人資訊告知特定人，而不得逕行毫無邊際地告知全體社區居民。
另一案例，是高等法院2002年的Re C, [2002] EWHC 234判決。
該案加害人C過去有一系列性侵兒童的記錄，但從未被判刑。
先前地方主管機關已經獲得法院同意，可以提供其前科記錄給
任何C居住地的社福或警察機關。但本次社福、警察機關進一步請求法院
同意將C的記錄提供給所有可能租屋給C的housing association，
確保C的住處附近不會有孩童成為潛在被害人。
C不服，提起救濟後，高等法院認為：
(1)同意主管機關可將C的資訊，提供給目前租屋給C的housing association中的資深員工，
但拒絕主管機關將資訊提供給未來可能租屋予C的housing association，
因為法院必須進行利益權衡，而本案必須有實際且迫切的利益存在，方能同意所有請求。
處理此類案件必須衡量保護兒少的潛在利益，以及加害人的隱私、更生權利。
(2)本案C並未被判刑過，是以揭露其資訊，應只能在例外情形下允許：
有限度的揭露已能滿足上述保護兒少的目的；更進一步的揭露，
可能導致資訊的散布失控、增加對C及其家屬的侵害、升高C潛入地下犯案的可能，
最終還是使社區暴露在更高的風險之下。
由此一判決可以觀察到：(1)個案中進行利益衡量，揭露方式要更細緻多元。
(2)全面性揭露加害人資訊，未必有利於兒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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