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夥人們為了充實事務所新網站，提出「快筆小組」的構想。
受雇律師們將以輪值方式，針對社會輿情事件或推廣法治教育，
固定在輪值期間內發表一篇短短的法律文章。
這是我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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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召開之後，
司法院至今陸陸續續又進行了許多場「司法改革巡迴座談會」，
同時也廣泛邀請社會各界參與座談，包括金融界、律師界、工商業界及醫藥業等。
其中，2002年一場邀請社會公益團體參與的司法改革座談會，
出現了一段饒富趣味的對話。
儘管已是近7年前的往事，但由司法改革、心智障礙者人權保障的觀點觀之，
仍頗有警醒人心(亦或充滿諷刺？)的效果。
在座談會中，某社福團體秘書長建議司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第35條，
讓民間社福團體指派的社工人員得擔任心智障礙被告的輔佐人，
或讓被告可自行指定其信賴的社工人員擔任輔佐人。
對於這樣的建議，在場的司法院刑事廳廳長直率地回應：
因為目前的刑事審判程序採行直接審理主義，
法官親身接觸被告，可以很快察知被告是否為心智障礙者；
再加上依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1、35條的規定，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之被告，
均得在專業之辯護人或社工人員之協助下，進行訊問，
以期發現真實並保障智能障礙者之權益」。
似乎正如廳長所言，一切已是如此美好。
近年刑事訴訟法規一再修正、提升被告的程序權利保障指數；
一名心智障礙被告即使話都說不清了，
仍能同時獲得專業律師、社工人員的陪同進行庭訊，
豈能謂法律給予的保障仍有不足？
不過實際情況卻是，司法官員的回應，
暴露了不單是實務界長期以來對心智障礙被告的態度
(心智障礙的程度有時即使專業醫療人員也無法準確判斷，
遑論欠缺醫療專業、卻常有過度自我膨脹傾向的審判工作者)，
也不僅僅是嚴重誤解社福團體的衷心建議
(社工人員必須能獲得心智障礙被告的信賴，
並長期了解其言行想法，才有助於庭訊進行與案情釐清)。
更讓司法改革工作者感到難以承受的是，職掌國家刑事司法事務的最高行政官員，
竟是以台灣近年司法改革的成果為名，
逃避繼續面對實務現況的醜惡、持續推動下一波改革的動力。
美國紐約大學長期關注心智障礙者人權保障的Michael Perlin教授曾犀利地指出，
隨著司法對心智障礙者的制度保障日益完善，
社會與實務界也逐漸發展出一股迷思，
誤以為這些弱勢族群都已能在程序上獲得充分保護。
但Perlin教授認為，這其實是個十分「要命的猜想」(Fatal Assumption)：
實情是，心智障礙者的基本權利，仍在美國的司法程序中遭受嚴重歧視與汙名化；
而此一普遍存在的錯誤猜想，剛好遮蔽了公眾、立法者與法院對現況的正確理解，
進而使心智障礙者繼續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成為最常受到忽視、貶抑與壓迫的族群。
遺憾的是，此一要命的猜想，居然活生生地重現在台灣的司法改革過程中。
直接審理制度絕非萬靈丹，法官更不是全能全知的天神，
除非心智障礙情形極為明顯，
否則法官實在難以僅憑庭訊中的幾句對話，就能輕易探知被告的心智狀況。
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的「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
又常因時間不足、未深刻了解心智障礙被告的病情與言行，
無法取得個人信賴，因而難以發揮刑事程序輔佐人的應有功能。
豈知，我們的司法行政官員對於這些長期缺乏關注的改革議題，
竟是選擇置若罔聞，像鴕鳥般依舊將腦袋深埋在溫暖的沙堆中，
以為現行刑事程序法律已對心智障礙者提供充分保護，
美好國度業已降臨於法庭之中，毋庸官員操煩、毋需他人建議、也無待下一波改革。
我想，若社福團體多年苦心奔走呼號才換來的改革成果，
最終竟成了司法行政官員繼續掩飾他們心中那「美好國度」的藉口，
這恐怕是台灣司法改革進程中最大的悲哀。
於是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解構這再要命不過的錯誤猜想。
刑事法規多年來數度修正，雖已為心智障礙被告提供突破性的程序保障，
仍無法掩蓋目前一再發生在法庭之中、嚴重侵害他們訴訟權益的不幸事實。
法制的改革沒有停歇之時，我們都還需要勇敢地揭開、面對實務審判上的醜惡真相，
學著理解那「美好的國度」，永遠只是奮鬥的理想，
不是個可以將頭深深埋入的溫暖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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